生命权、身体权与健康权是三项典型的物质型人格权，因此第1009条虽未直接、明确规定基因权利，但依体系解释，可以构造出以物态基因为客体的基因权。
(44)卡斯滕·施密特：《法典化理念的未来》，温大军译，《北航法律评论》2012年第1辑，第55页。(41)罗尔夫·克尼佩尔：《法律与历史——论〈德国民法典〉的形成与变迁》，朱岩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5页。
(29)莱茵哈德·齐默尔曼：《法典编纂的历史与当代意义》，朱淼译，《北航法律评论》2012年第1辑，第27页。体系性意指法典并非各类法律材料的任意、简单堆砌，而是一种按照特定法理逻辑顺序，对于法律概念、法律规范、法律制度进行的理性化构造、组织化规整，使其内部构成高度融贯、前后一致的整体或系统。因此，创制法典、推进法典化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需要考虑条件限制和实践制约[23]至于法治与政治的关系，拉兹毫不迟疑地承认，法治在道德上是中立的，即使那些在道德上令人反感的政权，也会符合法治，只要法律满足了形式性条件。很明显在这种含混世界观中不可能出现一种关于政治秩序的独立想象，政治正当性问题更无法作为一个独立命题被剥离开来。
个人价值选择没有了外在客观的皈依也就没有统一的尺度，价值多元主义必然兴起，而任何超验、一元的价值都被视为一种压迫。何为法治追问的答案就是：符合自由主义政治价值、保障个人自由的法律才符合法治。概言之，新兴权利研究不能以学科来划定问题，而应以问题去打通学科。
任何一项学术研究的开展都不可能在真空中进行，其必然要结合特定的时代背景，对不断出现的新情境、新问题予以关注和解释，对新兴权利的研究也不例外。新兴权利的基础理论研究日益深化，其基本范畴和理论根基更为成熟。由此观之，有关新兴权利理论证成问题的解决，其关键点在于把握权利证成的内在理由，并需要在此基础上厘清适当的证成路径和证成标准。但需要注意的是，只有当具体的方案对策在成熟的解释性理论基础上，才能发挥规范性理论的指引作用，从而对具体权利问题的解决提供理论支持。
在这一过程中，现行法律规范是新兴权利司法推定的强势理由。例如，在欧盟被遗忘权第一案的裁判过程中，法官运用文义解释、论理解释等多种方法对相关法律条文进行了解释，并在此基础上运用利益衡量方法对案件中的多种利益冲突予以判断，最终作出了支持被遗忘权这一新兴权利的判决。
当我们以社会结构、社会变迁为视角分析新兴权利的生长逻辑问题时，会触及法学和社会学的交叉。当然，这种研究思路具有一定意义，但在某种程度上欠缺理论的厚度。但学术研究不能只沉浸在对既有成果的满足之中，而应在总结每一阶段所取得成就的基础上，不断对问题进行追问、反思、拓展、延伸与完善，这才是学术研究的真谛。另外，还有学者主张一种系统性更强的信息法路径，即对各类信息立法中的信息法规范进行整合，通过重构信息法体系、增列信息法部门的方式实现对信息权益的保护。
为此，当我们从部门法学角度出发对某项具体的权利问题进行分析时，应注重对隐藏其后理论命题的提炼，增强新兴权利研究的理论性、思想性。学界当前对于司法推定已有较为成熟的认识：首先，从整体上看，新兴权利司法推定的实现需秉持三个要件，即以新兴权利的现实来源和内在正当性为主要内容的实质论据，以法律规范为基础的形式依据，以合理的论证说理模式为落脚点的技术方法。关于该问题的研究反映了学界对新兴权利背后法理问题的深耕和挖掘，极大地推动了新兴权利基础理论的发展。实际上，学界正是在这一前提下对社会权的性质与内容来开展研究的。
前述表明，近年来基因科技的进步与《民法典》出台为基因权利的研究提供了契机，基因权利研究在新兴权利领域逐步深化。第一，新兴权利研究应继续结合时代背景、突出时代主题，加强对具有前沿性、新颖性以及富有挑战性问题的回应。
具体而言，从社会权的性质看，其既是一项身份权利，也是一项积极权利，还是一项受益权利。基于此，司法视角也成为学界近年来开展新兴权利研究的一个重要视角。
在此基础上，人工智能或机器人权利的赋予则更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应根据经济与社会发展情况予以具体分析。为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党和国家在近年来提升了对民生问题的重视程度，加大了对民生及社会权利的保障力度，民生及社会权利获得了蓬勃发展。但也有一种观点认为，新兴权利这一概念或范畴似乎并无存在的必要性。其二，新兴权利司法证立机制的厘清是在司法视角下开展新兴权利研究的关键性问题。即个人因获得某个国家或地区的居民资格或具备特定的弱者身份而获享这一权利，国家应通过积极作为给予相对人以物质上的利益或行为上的保障。例如，党和国家在当前强调了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地位，如何实现共同富裕也成为当前一项重要议题。
其一，新兴权利保护司法立场的明确是在司法视角下开展新兴权利研究的前提性问题。理论层面对社会权性质与内涵的明晰，为实践中权利的保护与实现奠定了基础。
因此，在公共服务与商业服务领域构建相应的算法解释权成为权利保护研究的关键，算法解释权也成为一项自动化决策过程中的新兴权利。对于此问题，学界虽然存在一定争论，但在整体上均认为承认人工智能具有完全的法律人格存在理论上的难题，因而更倾向于承认人工智能的有限法律人格。
在这一前提下，制度构建应更加关切社会弱者权利，给予社会弱者以更多的制度保障。例如，针对网络平台算法决策的监管问题，可以网络平台算法设计的主观过错为依据，通过全周期问责点的设置和问责强度的划分构建算法评估问责制度，有效实现对网络平台算法的监管，进而实现对个人权利的保护。
研究方法是学术成果持续产出的重要基础，是使学术研究理论化、规范化、条理化的核心环节。但是，诉诸权利的重要性命题是否能满足实践中新出现的所有权利需要，其也面临理论上的争议：一方面，每类权利均有自身的依据，权利的具体化不可能无限拓展乃至涵括所有情境中的权利需求。应当说，学界关于新兴权利司法推定或司法证立问题从实践到本质的讨论，能够增强新兴权利司法保护的理论解释力，进而为实践中新兴权利的司法证立及其规范化提供智力支持。二、拥抱科技：新时代新兴权利研究的主题拓延 现代科技极大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为人们的衣食住行提供了便利。
也就是说，一项新兴权利获得司法确证与保护是其最终入法进而获得立法保护的前提与基础。概言之，拥抱科技反映了新兴权利研究对科技议题的关注，这既是对科技进步的法律回应，更是在科技进步背景下维护人的主体性与尊严的一种学术努力。
例如，数字广告市场领域、社会信用领域以及刑事诉讼领域的个人信息权益保护问题均受到学界关注。就法学各二级学科之间的交叉而言，譬如说，营商环境法治化下企业数据权利的保护触及民刑交叉问题，需运用民法学与刑法学知识加以分析。
其次，丰富了新兴权利的本体论意涵。例如，在数字化背景下，数字弱势群体的信息平等、信息自由、信息安全等权益受到了一定侵害，如何在基本理念与具体操作层面保障数字弱势群体的信息权益，也是个人信息权益实现的重要问题。
基于此，未来的新兴权利研究应继续突出时代主题、深化理论研究、注意研究方法、侧重交叉学科，以实现新兴权利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当前一些从部门法学角度出发的新兴权利研究恰恰跨越了解释性理论的提炼这一环节，而直接提出制度构建、规则制定与体制改革的方案对策。另一方面，法律权利与道德权利虽有联系但并不等同，当新的利益诉求需要通过法律权利予以保护但又无法诉诸既有法律权利时，便需要通过道德权利来确认相应的权利，这也为新兴权利的存在提供了空间。目前，已有学者关注到了数字货币中的权利问题，即数字货币的法律性质应当如何认识，其是否已经对传统权利客体形态形成了挑战等问题，均可作为新兴权利研究的一项议题予以分析。
可以说，数字人权的提出具有划时代意义，其所呈现的价值理念以及所涵括的权益平衡的保护思路、公私法相结合的双重保护机制等对信息与数据权利的研究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另外，除新兴权利的司法立场、证立机制等一般性问题外，还有一些针对司法领域具体新兴权利问题的讨论值得关注。
既触及价值层面的人性关怀，也关涉技术层面的制度构建。民生与社会权利是与政治国家密切相关的，其实现离不开国家的制度供给。
通过上述总结可以发现，当前的新兴权利研究呈现出明显的深耕法理的特点。例如，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以各种各样的虚拟货币、比特币为代表的数字货币等已经成为数字经济时代的一种全新的货币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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